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7月份的消费增长率为12.7％。这样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连续16个月增长速度超过12%。在投资和外贸增长动力开始减弱,趋势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能保持相对较高和稳定的增长速度,那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意义就太大了。它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存在着脱离投资周期而走出独立向上的稳定增长周期,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的消费率存在快速提高的可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力量将逐渐提高。
      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赶超型、发展型和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还难以改变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如果消费率能适度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能不断加强,那么消费在支撑和平抑投资周期,引导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等方面的作用会逐渐凸现出来。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居民的储蓄率始终在40%左右。高储蓄是中国经济获得高增长的基本保障。高储蓄使得我们基本依靠内部资金就能获得高速度的投资增长,不会像拉丁美洲诸国那样,要高投资就必须要高外债,最后又因外债危机而导致经济危机。
      高储蓄并且储蓄资金主要以银行信贷形式提供给投资者,使得我国的投资效率虽然不高,甚至存在很多无效投资,但是这些低效和无效的投资,只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和呆坏账的不断增加,不会导致对外负债中不良资产的增加。中国特有的国有垄断型商业银行体制,以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特定关系,使得商业银行对呆坏账的承受能力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从储蓄向投资的特定转化制度以及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的风险分担体制,是中国投融资体制的基本特色。
      储蓄不等于投资,储蓄并不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消费主体和投资主体分别决策,受各自独立的因素驱动。储蓄和投资的平衡要靠金融市场和利率体系来完成。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始终是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直接经济根源。中国储蓄率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始终是投资,以保障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适应储蓄率。中国的高储蓄率决定着高投资增长率是常态。因此,即使是正常的投资增长率也要远高于GDP的增长率。否则,经济循环中肯定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在过去的几轮高增长周期中,突出的矛盾是传统体制下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高投资增长与储蓄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以通货膨胀形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从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高增长凸现了另两大矛盾: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跟投资效率提高有关)与有限的消费需求的矛盾；投资高增长所形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原有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的矛盾。而过去出现的投资高增长必然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并不突出。
      这两大矛盾最终都表现为上游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和价格飞涨,下游行业成本压力增大和市场需求紧缩依旧的矛盾。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容易使经济出现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的滞胀。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在缓解和部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基础上才能使投资重新步入高增长的轨道,否则就只能将投资增速降下来。如何保持消费较快增长,逐步提高消费率；如何适应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的需要形成新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解决能源原材料瓶颈问题,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任务。
      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总体变化不大。近几年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使得研究者们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不敢抱有奢望。中华民族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意识(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受其影响),强调前一代对后一代的责任感,包括财产的传承。这限制了当代人的即期消费。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只能以家庭的高储蓄来保障远期消费的稳定性。
      中国居民的收入现金流不稳定,工作环境变化大。中国居民收入虽然在快速增加,但是居民间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在不断降低。这些都是解释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很好的理由。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上述因素难道不在变化之中?血缘观念在削弱,居民收入在增长,社会保障制度在完善,为什么居民消费率就没有什么变化呢?